作者：许进安（央视《冯友兰》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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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唐河县城西北部，有一片青砖灰瓦的建筑群，不起眼的外型，却是中国的一片文化高地。这里生动的展览能把游客带入到真实而又玄妙的哲学天地间，这就是冯友兰纪念馆。
迈进古色古香的纪念馆大门，第一进院落正房门口，挂着一副木刻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冯先生的平生志向，下联则是冯先生要达到的精神境界。
“旧邦新命”源于《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意为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其使命在于不断革新。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1946年冯先生撰稿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成为“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代名词，被学界广泛采用。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特征，也是冯友兰先生终生的哲学追求和学术底色。
一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先生诞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这年，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签订，古老的中国进一步坠入苦难的深渊。也是这年，发生了要求变法图强的“公车上书”事件，寻求民族脱困之路成为仁人志士自觉担当的使命。生逢千年之大变局的时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概括司马迁治学精神的文字，成为冯友兰先生一生学术的真实写照。
1915年，冯友兰先生考入北大哲学，这时的北大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风暴的中心。冯先生晚年回忆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学问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是指胡适在课堂上带来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系统的研究”等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1920年，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他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这种理论后来对冯友兰的哲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西方各种思潮的传入也冲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时间，“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两派展开激烈争论，这时亟须有学术领袖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找到中西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
1919年，冯友兰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导师正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教授。在三年后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冯友兰先生选取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差异不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差异。这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差别最清醒的认识，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比较哲学”研究的最早开始。从此，冯友兰先生用西学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和改造中国文化，“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开始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一生。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哲学传统、塑造了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正处于存亡绝学之际。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协议》签订后，华北门户顿开，中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这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即将完成。他在自序中说：“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铜驼荆棘”的典故出自《晋书》，指的是古人见天下将要大乱，叹息宫门前的铜驼将流落于荆棘之间，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悲情。
由此也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他始终把自己的学问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应付即将来临的事变。在这两卷哲学史著作里，冯友兰先生第一次把从先秦到近代数千年来散乱不清、只言片语的思想碎片，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整理编织成一片哲学的彩霞云锦，为苦难的中国人找回了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
冯友兰先生“旧邦新命”的学术追求，不仅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中，更体现在《贞元六书》组成的哲学体系里。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冯友兰先生于次年在南渡路上出版《贞元六书》（注：“贞元”就是“冬春”的意思，《贞元六书》是比喻中华民族从低谷开始走向复兴之际所著的书）的第一本《新理学》，自序说：“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事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他明确这本书的目的是“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有涓埃之贡献”。《新理学》问世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都强调了文化自信，洋溢着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正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在历尽苦难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冯先生自豪地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先生远渡重洋去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英文讲稿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是当代超级畅销书《中国哲学简史》。该书诞生以来，借助法、意、西、南、捷、日、朝、中等二十多种语言译本，让它在世界哲学的宏大交响乐里，第一次有了属于中国的经典篇章。
冯友兰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谙熟西方各哲学流派，其哲学体系注定是中西融合的典范。如果说中国人因为严复而知道西学，那么外国人是因为冯友兰先生而知道中国文化。冯先生为中西文化互通互融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无人超越。
四
由于对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的巨大贡献，1949年冯先生获得“儒莲奖”（被誉为“汉学诺贝尔奖”，1872年设立，以奖励全世界为汉学（中国学）做过杰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儒莲奖”设立一百多年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耄耋之年的冯友兰仍念念不忘“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92岁时还写成对联，挂在自己书房的东墙上。冯友兰先生病逝前四个月，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口授完成，为“阐旧辅新”的一生，画上了圆满句号。1990年11月，冯友兰先生逝世，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再次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冯友兰纪念馆，感受冯友兰先生的家国情怀，寻找哲学中的精神家园。在冯友兰纪念馆哲学成就第二展厅的门口，竖立着一个两米高的展板，上写几行大字“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努力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复兴指日可待，这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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